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开播以来，引起了国内外亿万观众的广泛关注。改编者们（包括编、导、演诸方面）怀着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强烈责任感，艰苦奋斗四年之久，谱写了一曲高扬爱国主义正气，振奋中华民族精神的壮歌。从总体上来看，改编者在忠于原著的前提下，对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化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力求有所开拓、深化、创新，使《三国》电视剧成为一部格调正、品位高、气势恢宏、质量较好的作品。尽管它存在一些不足，用“精品”的标准衡量，还有若干不如人意之处，但作为近年来为数不多的高雅作品之一，仍然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无庸讳言，人们对《三国》电视剧的评价还有比较大的分歧，持批评态度者并非个别；即使是基本肯定它的绝大部分观众，也普遍感到许多地方不过瘾，不满足。这里包含多种复杂的因素，而从根本上说，我认为是《三国》电视剧的创作面对着五大矛盾。若能全面认识这五大矛盾，不仅有利于改编者更深刻地总结经验，而且有助于观众更恰当地评价作品。

（一）小说的浪漫情调、传奇色彩与电视剧的求实风格的矛盾。

改编者十分强调“忠于原著”，这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否则就不叫“改编”了。既然要“忠于原著”，那就不仅要忠于原著的思想倾向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基调，而且要忠于原著的艺术风格。《三国》电视剧在前一方面做得较好，而在后一方面则明显不足。小说《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是什么？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罗贯中紧紧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大致反映了从东汉灵帝即位（１６８年）到西晋统一全国（２８０年）这一历史时期的面貌，强烈地关注苍生疾苦，向往国家统一，呼唤明君贤相，歌颂“忠义”英雄，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例如：历史上本是孙坚斩华雄，小说却写成关羽斩华雄，而且是在“温酒”之间便迅速告捷，胜得极其轻松潇洒，使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充满传奇色彩；历史上赵云在长阪之战中怀抱阿斗，保着甘夫人，只能是匆匆撤退，小说却巧加安排，让赵云在曹军重重包围之中横冲直撞，大显神威，洋溢着撼人心魄的阳刚之美；历史上张飞在长阪桥立马横矛，怒目高叫，使得“敌皆无敢近者”，小说却不满足于此，而是层层渲染张飞的三次大喝，虚构夏侯杰被吓死、曹操也被吓得带头逃跑的细节，使张飞的威猛形象倍显高大……《三国》电视剧的改编者对此也有所感受，在某些片断也有意加以表现；但全剧总的风格主要是现实主义，在情节组织和人物塑造上大多显得太“实”，与小说的美学风格显然有所不同。就拿人们议论较多的战争戏来说，《三国》电视剧在表现频繁发生的将领之间的厮杀场面时，不落戏曲和武打片的老套，力求带有古代战争的特色，这是对的；但许多地方拍得过“实”，却显得不精彩，难以充分表现三国英雄的高超武艺和非凡气概，如果在动作设计和画面调度上稍加夸张，适当运用特技镜头，效果就会好一些。即以张飞威镇长阪桥为例，本来运用特技很容易夸张其吼声，突出其威猛气势，导演却处理得十分平淡，观众只听到演员本身的声音，当然会觉得气势不足，感到不满意了。小说与电视剧在艺术风格上的这种矛盾或差异，乃是人们感到不满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

（二）小说的丰富情节与电视剧的取舍剪裁的矛盾。

小说《三国演义》的情节密度甚高，全书１２０回，包含大小情节一百几十个（我在《三国演义辞典》的《情节》部分就列了１２３个辞条，有的一个辞条就包含几个情节）。如此丰富的情节，既为改编者提供了充足的素材，又要求改编者作好取舍剪裁。《三国》电视剧原计划拍８０集（现在的８４集是后期剪辑的结果），按照电视连续剧的艺术规律，最好是每一集着重表现一个情节，每一集都形成一个小高潮；至于次要情节，或融入主要情节，或略加点染，或以解说词一笔带过，或径行割舍，切忌平均用力。这个道理不难理解，编导对某些次要情节也是这样处理的；但在许多时候，实际操作起来却并不容易。一方面，小说《三国演义》的几乎所有情节都已为人们熟知，在改编者看来，真是满目珠玑，难以割舍；另一方面，改编者强调“忠于原著”，总想尽量全面地再现小说的内容，深恐删除太多，伤筋动骨。由于舍不得割爱，就使得相当多的分集包含两个乃至更多的情节，而每集又只能限制在４５分钟左右（除去片头片尾，实际只有４０分钟左右），这样一来，往往造成这种情况：人们感到一些分集交代太多，用于展开主要情节、刻画主要人物的时间不足，其结果，或者来不及形成高潮，或者高潮的力度不够，给予观众心灵的激荡不够强烈，也使观众觉得不太过瘾。

（三）小说的简略描写与电视剧的具体表现的矛盾。

与情节的丰富性相对应，小说《三国演义》对各个情节的描写却大多比较简略。作为语言艺术，小说常常是寥寥数语便可概括复杂的过程，唤起读者心灵的感应，让读者用想象去充实作品的描写。然而，作为视觉艺术的电视剧，却必须用直观、生动、形象的画面，将一个个情节具体展示在观众面前。两种艺术形式的不同特征，既使改编者进行艺术转换时有一定的困难，又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事实上，改编者对“开拓、深化、创新”的追求，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颇为充分，小说中的若干情节，经过编导的改造、加工和演员的精心表演，产生了很好的艺术效果。试以第４６集《卧龙吊孝》为例。小说第５７回写得相当简略，对于祭奠大典具体如何进行，毫无交代，整个过程（包括祭文）仅用了９００字。电视剧如果机械地照搬小说，肯定很难“出戏”。编导则首先表现诸葛亮得知周瑜夭亡后十分悼惜，决意前往祭奠，并针对刘备的担心，分析孙权不愿结仇，鲁肃坚持联刘的情势，既强调了诸葛亮与周瑜是对手又是知音的关系，又突出了诸葛亮高瞻远瞩、洞察全局的睿智。然后，以曹操欲率３０万大军南下报仇、东吴诸将欲杀诸葛亮、孙权命诸葛瑾劝阻孔明等细节，表明形势之复杂。接着，以多组镜头表现灵堂的布置和祭奠的仪式，着力渲染东吴上下同悼周瑜的悲壮气氛。在此基础上，再浓墨重彩地表现诸葛亮肝肠俱断、声声血泪地痛祭周瑜，使剧情迅速达到高潮。特别是唐国强声情并茂的表演，更使观众热泪盈眶，感动不已。最后，又写鲁肃率众送别诸葛亮，诸葛亮授以退去曹操大军之计，鲁肃由衷赞叹：“卧龙真当世奇才也！”很好地照应了前文。改编者的辛勤努力，使剧情曲折合理、摇曳多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富于情致，艺术感染力超越了小说而获得较大成功。不过，也有一些地方，改编者只是用电视语言简单地演绎小说情节，就显得比较单薄，感染力不强。

（四）小说所造成的高期望值与电视剧实际达到的水平的矛盾。

小说《三国演义》经过六百多年的广泛传播，并借助戏曲、曲艺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反复渲染，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被公认为难以企及的古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光辉典范，形成远远超过其思想艺术成就的崇高地位，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极其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十分特殊的情况，给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带来很高的期望值。这种高期望值，与《三国》电视剧实际达到的水平构成一对矛盾。这不仅指《三国》电视剧确实存在若干不如人意之处，而且指人们在观赏《三国》电视剧时，有时要求过高；更重要的是，人们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它与自己印象中的小说《三国演义》相比较，而这种比较往往是一种“不平等竞争”。对于古代作家罗贯中创作的小说《三国》，人们已经习惯于仰视，对其成就充分肯定，对其疏漏、错讹、不合情理之处则十分宽容；而对于当代艺术家改编的《三国》电视剧，人们总是平视，有时甚至是俯视，对其成功之处往往估计不足，对其缺点、毛病则易于发现，敢于批评，有时甚至过于挑剔。这种难以觉察的集体意识，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很大一部分人评判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仍以战争场面的表现为例。小说《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最突出的优点在于着重表现战争双方的战略战术和奇谋妙计，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勒，基本上没有反映双方士兵的群体搏杀，也很少具体描写哪一位将领的一招一式，只是由于三国故事的广泛传播，三国英雄的武艺早已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既相当模糊而又非常深刻的印象。《三国》电视剧的编导在战争场面的表现上所下的功夫比罗贯中多得多：对于千军万马的交战，编导注意了阵势的布置与变化、指挥联络的方式等等，对几大战役的决战场面拍得很有气势；当然，也有不少交战场面流于一般，缺乏特色，有的甚至显得马虎；至于许多交战场面只有将领的厮杀，众多士兵却只是摇旗呐喊，不合古代战争的实际，则是因为受制于小说原著而不得已。对于将领之间的单打独斗，固然有许多场面如上文所说，拍得太“实”；但也有一些场面拍得很精彩，如“张飞战马超”这场戏，就拍得动感十足，富于变化，把人物的勇武气概和豪爽性格表现得有声有色。总的说来，《三国》电视剧的战争场面既有超越小说之处，也有未能充分传达小说韵味之处。如果简单地认为电视剧还不如小说，并不符合实际。我们甚至可以说，即使当代艺术家的个人修养高于罗贯中，花费的心血多于罗贯中，其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赶上小说《三国演义》。优秀的古典名著，总是具有某种不可重复性。这一矛盾，也是人们对《三国》电视剧感到不满足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因。

（五）改编者的艺术追求与部分观众的审美心理的矛盾。

平心而论，《三国》电视剧的思想容量和艺术水准，不仅大大超过电视连续剧《渴望》，而且也胜于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然而，它在短期内产生的轰动效应，却未必超过《渴望》和《红楼梦》。这是因为，目前观众的审美心理，不仅与播映《渴望》时大不一样，而且与播映《红楼梦》时也有明显区别。这里至少有三点非常突出：

第一，选择余地的日益多样性，使得全国观众一致关注一部电视剧的盛况再也难以重现。今天的人们，休闲娱乐方式之多，获得审美愉悦的途径之广，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这不能不分散一部分人对《三国》电视剧的关注。对于希望得到全社会认可的编导来说，这似乎有些无可奈何；而对于社会来说，这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第二，审美兴趣的多元化，导致部分观众的评价标准与编导的追求和预期相岐异。一部分喜欢爱情片、武打片、侦破片的观众，对若干问题的认识可能就别是一样；即使是喜爱《三国》电视剧的观众，审美趣味也千差万别。比如“借东风”这场戏，有人觉得还没把诸葛亮的“仙”气表现充分，有人认为目前的处理比较恰当，有人却质问为什么要让诸葛亮装神弄鬼，可见观众对改编的原则、方法和人物形象的把握出入颇多，众口难调，亦属自然。

第三，过多的商业娱乐片败坏了部分观众的胃口，降低了他们的审美鉴赏能力，有的人甚至形成某种偏见，这就必然会影响他们对《三国》电视剧的接受。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人们对《三国》电视剧议论纷纷，褒贬不一，乃是正常现象；编导可以追求雅俗共赏的目标，但要使各种不同层次的观众一致叫好，则实在很难做到。这个矛盾，正是部分观众对《三国》电视剧感到不满足的又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不过，文艺作品不仅应该适应接受者，而且可以造就接受者，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矛盾是能够部分解决的。

面对这五大矛盾，我们强烈地感到，古典文学名著的电视化，确实是一门很大的学问，是一项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紧紧关系到改编者和接受者双方。正确认识这五大矛盾，改编者和接受者都可以更全面地看待《三国》电视剧的得失，从而更好地肯定成绩，找出不足，为今后的名著改编提供更丰富更成熟的经验。

作者：沈伯俊